发布时间： 2013-06-05    来源: 中国档案资讯网   

文章作者：罗山爱 编译 来源：《中国档案报》

 

　　包含大量历史信息的档案和与时俱进的新闻媒体是现代社会的两大信息资源，它们两者任何形式的接触都将促进彼此的渗透、协作与发展，为现代信息社会发展打开一扇崭新的大门。就俄罗斯档案事业而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苏联解体后，档案界一直是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苏联时期的国家档案机构就是一座神秘的堡垒，里面有太多不为人知的秘密，而在苏联这座国家大厦崩溃后，“神秘堡垒”掩藏的历史陡然展现在世人面前，成为媒体热衷追逐的对象，有人把它当作俄联邦政府“公开民主”的象征之一，也有人指责无序的档案公开是肆意出卖国家历史文化资源的“黑心行径”。那么该如何看待俄罗斯档案事业与新闻媒体的互动呢？日前，俄国家档案局新闻发言人、同时也是“新闻、档案交互研究”的权威V.P.科兹洛夫就此谈了自己的看法。

 

　　媒体不能总是索取

 

　　科兹洛夫的文集《新闻媒体披露的俄罗斯档案（1991-2001年）》中，收录了1500多篇与俄档案公开有关的文章，其中大部分来自俄中央媒体与国外知名媒体。书中的内容及细节均来自苏联档案馆的绝密档案文件柜。除了他之外，还有许多媒体与档案馆的专家们在耐心地收集、整理、研究这方面的资料，为俄新闻媒体与档案的发展默默奉献。应该说，俄主流媒体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过档案，《莫斯科新闻报》《共青团真理报》《独立报》《劳动报》和俄电视广播公司等长年对档案题材表现出浓厚兴趣，出版和制作了一系列相关内容的书籍与节目。1992-1995年，新闻媒体对档案题材的报道达到一个顶峰，其中不乏借机炒作的策划。蓬勃发展的出版市场打造出一批“公共档案专家”，他们撰写文章、接受采访、出版文集，参加名目繁多的研讨会。媒体通过五花八门的节目来吸引民众的视听，然而揭秘题材大量产出的背后必有粗制滥造的现象，最普遍的就是从“讲评历史”转变成“引述历史”。一些节目虽然广受欢迎，但水平并不高，仅为简单转述历史。另外，有些媒体甚至直接刊载档案原文，一期接一期地公开国家档案原文，这显然是一种不顾国家利益、不负社会责任、不顾公众感受的轻率行为，后来都遭到政府的禁止。

　　过去几年间，俄新闻媒体不光对档案内容感兴趣，还收集所有与档案相关的细枝末节。那些与档案事件相关的人在新闻媒体的帮助下，命运在短期内发生极大的变化，比如那些在苏联“政治镇压”中遭到迫害的人。苏联解体后，国家文化事业受到冲击，就在那时，新闻媒体为公众推开了档案馆的大门，档案成为文化历史沧海中赫然隆起的山脉。需要承认的是，俄新闻媒体对档案事业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从促进俄联邦委员会通过《档案法》，到警卫力量重返档案馆（1998年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俄全境发生大范围罢工运动，参与人员包括档案馆的警卫），都离不开新闻媒体所起的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在认识到档案的巨大潜在价值后，新闻媒体又表现出了极度无礼与自私。从“保密”“不可接触”到“低价出售给西方”，俄新闻媒体不停地披露档案，而似乎从未想过如何去拯救它们。现在的俄新闻媒体有些唯利是图，只知道一味地要求“公开”与“可查阅”，对他们来说，披露档案就是提高自身声誉的一个手段，因为档案是一个强大的工具，可以抓住读者与评论者的目光，可以影响社会舆论的走向。对于专业的历史档案学家来说，不能忽视新闻媒体对档案的认知现实，更不能忽略它给后者带来的伤害。

 

　　媒体需要智者，而非骗子

 

　　科兹洛夫称，新闻媒体借档案资料炒作自己的同时，必须要具有一定的责任心，必须要把握好以下几点：

 

　　第一，档案不仅是为史学家、档案学家服务的，而是为大众、社会和国家服务的。史学家与档案学家只是历史殿堂的看门人，他们无权剥夺大众的权利。媒体应该就此进行宣传，而不是与史学家、档案学家相勾结，垄断档案资源，公器私用。

 

　　第二，媒体应该提醒和告诫史学家与档案学家，在使用档案过程中千万不要卷入政治斗争，否则将会在这个漩涡中越陷越深。这种事情绝非偶然，从已经去世的R.G.彼霍伊（20世纪90年代异常出名的“苏联秘闻扒粪者”）到目前非常活跃的某些评论家，作为国家档案部门的领导人和权威人士，他们在人们心目中却是一种唯利是图、卑鄙无耻的丑陋形象。一些历史档案学家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还要担任一定的行政职务，于是他们很容易被迫屈从于某种政治意愿，或完成某些政治交易。他们在档案文件上做文章，通过歪曲或篡改历史内容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从而违背档案的真实性，动摇了档案的权威性。

 

　　第三，媒体总是对档案中反映的事件寻根问底，不断跟踪报道与档案事件相关的人和事，并为此不择手段。一些新闻媒体为了完成任务，即使在遭到明确拒绝的情况下，还要去追踪档案事件的本质。有些档案内容是不能完全公布的，而部分媒体却连档案事件发生地的详细照片全都披露出来，这是极不负责的工作态度，甚至是职业道德问题。这些媒体人极少考虑档案背后的严峻形势与复杂关系，往往在国家安全部门向他们说明之后才恍然大悟。

 

　　第四，近年来，作为社会思潮的晴雨表，新闻媒体虽然只是不求甚解地参与档案研究工作，但它与历史档案学家之间依然保持着搭档甚至盟友的关系。维持这种关系的契合点就是双方都认识到档案对于社会的重要性，以及向社会宣传这种重要性的意义。因此，不管新闻媒体对档案界的批评是否公正，其为了促进俄罗斯档案界良好发展的初衷是一致的。

 

　　针对媒体在处理档案问题上仍然存在的不成熟做法，科兹洛夫认为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与社会文明程度有关，也与媒体精力投入大小有关。提高社会文明程度不能只靠讲故事，还需要向公众展示珍贵的历史文档。就像人们看到自己30多年前的照片、书信或日记时，怀旧情绪油然而生，这是对逝去时光的怀念与留恋，不管人们对走过的人生批评也好、肯定也罢，都不可改变了，唯一应该做的就是总结和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并应用到以后的生活之中，一个社会更应该如此。

 

　　第二个原因是档案界的运行模式在当前的经济现实面前是失败的。除了老故事、旧文件与旧胶片外，档案馆里没有更漂亮、更生动的东西可以展示在读者与观众面前，而它真正的用户也少得可怜。

 

　　第三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即近年来无论俄档案界还是媒体都找不到、也培养不出一位真正的档案专家，那些坐在演播室的学者们只是一些评论历史的“演员”。这些年来，媒体为人们勾勒出形形色色的档案工作者形象，在反映苏联档案工作的话剧《白昼》里，他们是国家利益的代表；在反映档案解密的电影《俄罗斯之言》中，他们是保守分子和阿谀奉承的奴才，时刻准备为了金钱而出卖档案；而在《消息报》的通讯中，他们又是忠心耿耿、大公无私的公仆。

 

　　近年来，俄档案工作者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新闻媒体之中，最初他们只是来介绍自己的职业与工作情况，而后开始利用“近水楼台”的优势大讲历史，他们的眼里只有私利。与此同时，媒体人在制作档案类节目的过程中也无意间暴露出自己的形象。媒体人与普通公民一样，有权对周围任何事情发表自己的观点，但他们不同于普通公民的地方在于，必须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著名记者E.马克西莫娃女士就是一位用国家档案武装起来的媒体人，她特别善于钻研苏联档案，她在撰写文章前既广泛搜集官方资料，又去了解民间看法，她通过分析不同的观点在文章中提出自己的意见。科兹洛夫认为，马克西莫娃是敬业而持重的媒体人，但更多的媒体人自认为对档案界非常了解，总是先入为主，以自己的观点去杜撰。还有一类媒体人则在交往中强作谦恭，实际上在撰稿前根本不会认真准备，以至于有时连题目都驴唇不对马嘴。新闻作品的风格应该是写实性的，是对现实社会的直接反映，文章内容的真实性与结论的独特性是重中之重。例如档案故事中最重要的要素是文件、档案、档案中的人物和事件，只有将这些要素准确无误地描述出来，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文章。因此，新闻媒体需要那些工作认真的研究型记者、针砭时弊的斗士和见解独特的智者，而不需要简单的传声筒、中庸者和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