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读姜之茂的《档案馆理论与实践新探》（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一书，近又读姜龙飞的《我说档案文化》（载《中国档案报》2010年2月22日）和《档案文化论》（载《上海档案》2010年第3期）两文。“二姜”有关“档案文化”的论述，让笔者受益颇多，启迪甚大。遍查《中国大百科全书·档案学卷》、《档案学词典》都未收入“档案文化”这个辞条，甚至直到1996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也没有完整的“档案文化”一词。可见“档案文化”一词出现的历史暂短，但档案文化早就存在确是不争的事实。从广义上说，既然“烟文化”“酒文化”“茶文化”都能冠冕堂皇、热热闹闹地登上大雅之堂，“档案文化”的存在便是理所当然的了。故而，笔者很赞赏姜龙飞的说法：“档案文化是人们的生活方式之一。”而《档案法》明文规定“各级各类档案馆，是集中管理档案的文化事业机构”，那么，档案馆所从事的事业，当然是“档案文化”事业了。

　　姜之茂认为：“文化是多元的，既有核心文化，也有一般文化；既有高雅档案文化，也有通俗文化；既有精英文化，也有大众文化；既有智能发展型文化，也有娱乐消遣型文化，还有实用文化、陋俗文化，等等。”档案文化当不例外，也是多元的。自2005年参与北京电台《茶余饭后话北京》栏目制作，特别是其间国家档案局提出“两个体系建设”后，更使笔者特别关注走进大众的档案文化，究竟属于哪一类档案文化？

　　笔者以为走进大众的档案文化应是一切为了大众的档案文化。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还说：“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包括档案利用在内的档案文化也有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国家档案局提出“实现两个转变，建立两个体系”，最终也关系这个问题的解决。从某种意义上讲，以往档案部门重事轻人、重物轻人、重著名人物轻普通人物，重机关团体利用、轻个人利用，重为机关团体服务、轻为群众服务，说到底是为小众服务；如今转变为重视所有涉及人的档案的价值，建立覆盖广大人民群众的档案资源体系，建立方便广大人民群众的档案利用体系，说到底是为大众服务。所以，档案文化要走进大众，就要一切从大众出发，一切为了大众。具体讲，走进大众的档案文化应符合以下要求：

　　一、走进大众的档案文化应是广义的档案文化。这是因为，狭义的档案文化有着很强的专业性和很大的局限性，专业性表现在一切行为都围绕档案实体展开；局限性表现在行为的实施主体基本局限在各级各类档案部门，行为主体的工作职能主要是收集保管和提供利用，并围绕这些职能展开。正是这种专业性和局限性使得狭义档案文化很难走进大众。而广义的档案文化则是除档案实体之外，主要依托和围绕档案信息展开的一种生活方式。其行为实施完全不受专业限制，实施主体则涵盖所有社会人，不分职业、地域、文化、动机，都可利用档案信息为其服务。

　　二、走进大众的档案文化应是合乎大众口味的档案文化，而不是档案人津津乐道，甚至只有档案专家才弄得懂的精英档案文化。档案文化只有做到合乎大众口味，才能吸引大众、有好的口碑、有大的市场；否则反映档案文化的档案展览就难逃门前冷落车马稀的窘境，反映档案文化的影视广播节目就不会有高的收听率、收视率，进而影响媒体对档案文化的关注，影响大众对档案文化的喜爱，最终影响档案文化的美誉度。何为大众口味，笔者以为无论是阳春白雪，抑或下里巴人，都应做到：一要通俗易懂，不宜太专业化；二要喜闻乐见，不宜单调枯燥；三要生动有趣，不宜呆板教条；四要形成特色，不宜千篇一律。用《茶余饭后话北京》栏目主持人文林的话说：“嘉宾要学会讲故事，以故事打动听众，切不可搞说教、作报告。”故此，我在做节目时，便根据栏目特点，尽可能把档案史料融进京腔京韵讲京城故事中，并套用评书的风格，以四句打油诗收尾，归拢全篇。

　　三、走进大众的档案文化应是适应媒体传播的档案文化。当今时代是信息时代，任何一种文化的传播，都要借助媒体，才能真正走进大众。加之，档案部门的软件、硬件（主要是馆库建筑），同早已领先走进大众的图书、文博部门相比，一直处于弱势，要使方兴未艾的档案文化走进大众，更是一时一刻离不开媒体的支持。这就要求走进大众的档案文化，不是传统的、原装的、一成不变的档案文化，而是能够适应出版、广播、影视等媒体的运作需要，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一定变化，从而为媒体愿意接受的档案文化。反映档案文化的图书如果卖不出去，反映档案文化的广播、影视如果没有收听率、收视率，最终定会被媒体抛弃。央视的《百家讲坛》栏目从面临末位淘汰到获取观众热捧，应对档案文化如何走向媒体是个启示。

　　四、走进大众的档案文化应当是各界共同打造的档案文化。档案文化不同于档案馆文化，广义的档案文化更不同于狭义的档案文化，因此，打造走进大众的档案文化，绝不是档案部门一家所能完成的和做好的。档案部门不仅不能垄断档案文化，还应该加强与社会各界的协作，共同打造走进大众的档案文化。由北京市西城区档案馆主办，已编辑出版9年的《西城追忆》杂志，由于会聚了北京一批史地、民俗、文博、图书、收藏界的专家学者，在共同打造档案文化上开辟了一条档案编研的新路，不但很受社会各界的好评，还为档案部门聚拢了人才、人气。

　　档案文化不仅应该走进大众，档案文化也有走进大众的优势。比如：档案文化可以匡正谬误，澄清戏说，对历史负责；可以追踪热点，提供史料，为现实服务；可以关注民生，服务百姓，促社会和谐。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拍摄的《清宫秘档》、上海市档案馆拍摄的《一号机密》堪称把档案、文物、历史、电视有机结合、面向大众的精品之作。几年来，笔者也尝试借助广播平台，利用档案史料，对“20世纪50年代十大建筑”、“毛泽东首次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时间”等进行了考证，订正了一些图书、报刊中的误读。

　　此外，本文所说的走进大众，均为“走进”，而非“走近”。“走进”与“走近”虽然音同，词义上却有差异。“走近”是通过走而“接近”、“贴近”，以缩小其间的距离；“走进”则是通过走而“进入”其中。档案文化“走近”大众已不易，“走进”大众就更难。它需要档案人进一步解放思想，从习惯于幕后的默默无闻，到不甘寂寞绘声绘色地走上社会的大舞台；它需要档案部门向文博、图书、史学界那样，不拘一格地培养一批能说、会写、有专长、善沟通、受欢迎的馆藏专家；它更需要各级各类国家档案馆，努力营造公共档案馆的亲民氛围，吸引越来越多的民众，成为挚爱档案文化、追捧档案文化，进而探讨档案文化的“粉丝”。

　　　　杨玉昆 北京市档案学会原副秘书长、北京市首届“十佳”档案员。现为北京电台《茶余饭后话北京》栏目特邀嘉宾，《北京档案》杂志“每期一辩”栏目主持人，《铁道文秘档》杂志编委。

　　参与编写《中国铁路办公室手册》（主编）、《中国公共关系大辞典》（副主编）、《机关应用文写作大全》（编委）、《茶余饭后话北京》（编委）等书，发表各类文章百余万字。（文章作者：杨玉昆）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0年4月16日   总第1990期   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