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景忠 口述   易资庆 叶莉  整理

我是资溪县离休副县级干部，1929年1月出生，今年87岁，是辽宁省瓦房市李管乡齐家房村人，家庭贫苦出身，6岁时父亲病故，不满16岁的我就帮地主打工放牛放羊度日。每年除吃喝外还有4斗高粱作报酬（每斗10斤，4斗即40斤）。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大规模武装侵略我国东北三省，辽阳市汗家坟是当初中国劳工在辽宁省的集散地。有许多受苦役的中国劳工聚集在这里服劳役，院子周围有铁丝网围起的高墙，并有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在这守护看管。这是当年中国劳工的耻辱地，也是我在16岁未成年的青春岁月中留下的黑色一页。

1945年初，日寇在辽宁省侵占地大肆摊派劳工，强制规定每个村要招收一名劳工指标，我当时刚16岁，正在地主老财主家打工度日，村长财主被逼要交公差，于是就把我送去当日本劳工。1945年1月，我被抓送到汗家坟劳工集散地饱受劳役之苦，进去后才知道这里聚有成千上万的劳工在受苦力。被抓来的劳工被编队受训，劳工内设有普通队（即文盲，没有文化的农民），充当一般劳工队，而受过教育有些文化知识的人就单独被编入干部队。干部队是为普通队配备些管理人才的带头人，便于为日本工头联络做事。

我被编入文盲普通劳工队做苦力劳动活，如挖地基、扛木头、运煤和木材，或者在码头、船上、车站装卸货物等，为日本人当奴隶，什么事都要做。当日本劳工是没有分文工资报酬的，同时伙食也是特别差，早晨吃一小碗稀饭，中午和晚上各吃一个窝窝头或东北高粱米饭一小碗，没有菜，连食盐都吃不到。最大的问题是劳动强度很大，生病得不到治疗，“小病拖、大病挨、棍棒压着来”，有病的人还没断气就被送到重病房间去等死，死后就埋到院墙外的深坑或丢入海里。我在汗家坟当劳工6个月，几乎天天看到有人死去。有的劳工因不堪忍受非人的生活，趁做工的时候逃跑，如被抓到则拳打脚踢，非处死不可。我目睹一个劳工逃跑被抓，日本人要杀鸡给猴看，将逃跑的人捆绑示众，指着逃犯说：“看看劳工逃跑的下场吧！”接着令端着刺刀的日本兵向逃犯头部、胸部、脚部乱刺，刺得劳工全身鲜血淋漓而死。然后又放出狼狗，把那人身上的肉一块一块扯下来......恐怖悲惨至极！劳工过着吃不饱、穿不暖、受苦役、强制劳动的耻辱生活。一直熬到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我们劳工才解散回家，后来，我听说在东北还有将战俘和劳工进行731的人体解剖搞医学活体实验，他们把战俘称“马路大”关进集中营搞各种人体活体医学研究试验,折磨战俘和劳工把他们不当人看，凶残的杀人场面，在我心中增添无限仇恨，我与日本鬼子不共戴天。

我当劳工受苦役半年多，过着非人的日子，经常挨工头打骂。有一天干活时，我不小心踩破一块木制板，就被日本工头抽了几个嘴巴，并被拳打脚踢，打得我鼻青脸肿，我当时才16岁，小小年纪被罚手举破木板跪地认罪和饿饭直至晕倒在地才罢休。我们劳工冬天穿着单薄的衣服，手脚都被冻得失去知觉。在那战争时期，日本人真可恨，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我的心灵受到创伤、摧残，做梦都幻想逃回家，想念家乡的亲人们。许多受折磨活下来的劳工咬牙要找日本工头算账，讨还血汗债，大家扬言要打死毒蝎心肠的日本工头和汉奸。

1946年3月八路军在我们家乡扩军征兵，我积极报名参加八路军，被编入林彪部下的东北四纵队112师364团1营1连1排当战士。第一次参加攻打大兴安岭战斗，消灭了国民党52军。1947年我随军解放辽阳、鞍山、锦州、张家口，参加塔山战斗，接着进入北京参加1949年1月30日的北京和平解放。紧接着又南下转战广西桂林、广东，参加解放海南岛战役。1949年参加湖南、广西、广东等地的剿匪斗争。因我是个文盲，党培养我分别在南昌军政大学、广东军政大学（白云机场旁）学习文化3年帮我扫除了文盲。学习结束后，1952年12月在南昌整编，我被分在抚州军分区工作，然后又调崇仁县武装部、资溪县武装部（当时叫兵役局）搞征兵工作任助理员。1955年转业到地方在资溪县公安局，后又先后调县水泥厂、钾肥厂任厂长，调养路段任段长，最后在资溪县交通管理站离休至今。现仍健在，一家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儿孙满堂，生活愉快幸福。

我回忆70年前被逼迫当劳工的苦难生活，现仍历历在目，是八路军共产党指引我走上革命道路，才有我的今天。我要教育后代，永远感党恩、跟党走、与党心连心。我作为二战时期中国战灾的一名幸存者，在今年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时，回忆不能忘却的往事，千万不能忘却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历史罪行。日寇欠下的血债，我们要深思追还，告诫国人在党的领导下，强军强国，团结奋发、勿忘国耻、自强不息。要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维护二战国际秩序和亚洲和平，老干部也要为党的事业增添正能量，牢记习总书记说的“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的伟大真理，为在“两个一百年”中实现中国建设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稿件来源：江西档案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