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档案馆所藏《上海的食米问题》(档号B0-13-196)由民国时期的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编辑,出版于1949年3月,属于“工业问题丛刊”的第八号。“工业问题丛刊”由当时的工商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不定期出版,专供工商界及相关机关人士参考,前七号分别为“工业问题座谈纪要合辑”、“战时生产局特辑”、“重庆煤矿业及煤焦管制问题”、“工业会与工业同业公会制度研究”、“战时工业管制检讨”、“上海工业现状”、“上海的燃料与动力问题”。
从以上标题来看,该系列丛刊主要以战时及战后重庆、上海的工业为考察对象,探讨了煤矿业、工业会、工业同业公会、工业管制、燃料等工业问题。该小册子虽然只有15页,却旨在通过短小精悍、通俗易懂的文字向读者介绍上海在抗战胜利后至解放前的粮食问题。第一部分介绍了“米的来源和供应状况”。古语云:民以食为天,粮食是百姓生存的基础,食足则民安,否则社会定会动荡不安。开埠以后,上海城市的超速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比如人口的膨胀。据档案记载,上海人口在1900年就超过100万,跃居中国第一,1915年超过200万,1930年突破300万大关,成为中国特大城市,远东第二大城市,也是仅次于伦敦、纽约、东京、柏林的世界第五大城市。1948年11月,国民党实行户口总清查,清查出的人口总数为544万,其中非上海籍人口占上海人口的80%以上,可见,上海乃是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就如此大型的移民城市而言,人口的高度异质性势必对上海人民的吃饭问题产生不小的难度。上海米的来源几乎全部都要依靠外地供应,因此米市形成较早。苏、锡、常等地米客,从苏州河船运来沪的米粮,多集中在闸北新闸桥一带的徐大兴等8家米行交易,称北市;湖北、江西、安徽等地由长江航运来粮和杭、嘉、湖进黄浦江的米粮,多在南市丰记码头到王家码头之间,豆市街的小润泰、周义记等八九家豆米行交易,称南市。南、北米市场以现货为主,也有路货和期货贸易。上海粮商同全国各地的粮商形成网络,互通信息,新兴的粮商资本已有相当的根基和实力。
上海市政府社会局曾说:“欲断米商之操纵,非由政府予以相当之管理及分配不可,但米商与内地米行俱有联络,招之便来,麾之便去,不难左右本市粮之到数。”第二部分的内容为“米价波动与米粮管制”,第三部分为“计口授粮”,这两部分是全书的重点,详细描述了抗战胜利后上海米价的波动、面临的米慌以及国民政府采取的粮食配售政策。
粮食价格为历代当政者所关注。清康熙始,各地粮价须按月向朝廷报告。雍正时期进一步推广,到了乾隆作为一项制度普遍实行。乾隆二年至宣统三年(1737~1911年),松江府175年完整的粮价资料中,前60年每石粳米价格,稳定在1~2两白银之间浮动。光绪元年至宣统三年(1875~1911年),每石粳米从白银2.89两上涨至7.98两。民国元年至26年(1912~1937年),粮价有过较大波动,但25年的粳米价,年平均仅上升2.22%。民国26~34年,八年抗战期间,上海被日军占领,粳米价格上涨6万倍。抗战胜利后,民国34年9月末,每石粳米3724元,民国37年8月,每石配给米300万元,市场价逾6000万元;
不久,国民党政府在上海的统治,以全面崩溃而告终。我们再来看看粮食的配置情况。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国民党发动大规模内战,通货恶性膨胀,物价猛涨,粮食匮乏。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在民国
来源:上海档案信息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