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卫建民

　　三十多年间，我去过天津无数次，住过各式各样的宾馆、招待所，但印象最深的是住澡堂子。

　　澡堂子本来是洗浴场所，属于服务行业。上世纪80年代初，商业服务行业响应改革之风，要提高经济效益，各部门就想办法增加服务项目，挖掘自身潜力。澡堂子有床铺，白天洗浴，晚上住人，充分利用了场所的设施，真是一举两得。那个年月的洗浴场所，就是市民生活休闲、洗掉尘垢的地方，不像现在一些标榜什么“浴都”的，反而成了藏垢纳污的地方。

　　第一次住过的澡堂子，名字忘记了，不过那是一次有趣的经历。

　　改革开放之初，北京一些长期被视为禁地的重要地方，陆续开放。比如，庄严的人民大会堂，过去就是举行隆重的会议和接待国宾的重要场所，那时也有序开放，供人参观。最初开放的办法是给各部委发票。那一年，有几个老乡来看我，上午从我这里离开，就坐火车去天津办事了。下午，正好机关有参观大会堂的票送来，我就想让老乡去开开眼界。但是，那时候我没有他们的联系方式，如何联系呢？下班以后，我连想也没想就揣上参观券，坐上去天津的火车，天黑后才到。下车以后，我茫然四顾，考虑如何在大海捞针……在没有他们联系方式的情况下，如何找到三个来天津办事的山西人？那个年代，居民身份证制度尚未建立，出差的人员是拿单位开的介绍信作为身份证明；社会没有充分流动，还没有出现“民工潮”，城市管理有一套办法，就是在车站设外地来客登记、安排住宿处，到了登记处，就有了线索。

　　我找到外地人住宿登记处的窗口，在昏暗的灯光下，轻轻一问，工作人员就从登记簿上，查出我那几位老乡的去向：他们住在某某澡堂子。我搭车去找，在灯火通明的澡堂子出现后，像假扮胡彪的杨子荣在威虎山挺身亮相，老乡吃惊地跳起来，又惊又喜。他们说：你像追捕逃犯的警察，不费力就把我们逮了个正着。那是个规模较大的澡堂子，大门口有好几级台阶。那一晚，我和几位老乡同住在散发着澡堂特有的气味，数百人横陈一屋的地方，堪称一次奇特的经历。

　　第二天早晨，我们一起到了车站，不巧要坐的那趟车车票紧张，我掏出人民大会堂参观券，向车站服务员说：“这几个同志要赶去参观大会堂，请你们想想办法。”服务员意外地看了一眼我手里的参观券，很痛快地放行了。我知道，那个年代能进入大会堂，几张参观券能成为通行证，表明全国人民对人民大会堂的敬仰。

　　车到北京，我们在天安门广场分手，几位老乡带着兴奋的表情去参观，我则去机关，还没误了上班。

　　第二次，是去看望孙犁老人，也是下班后坐火车去，到津后天就黑了。我先在多伦道附近找住所，离老人家最近的是一个叫“福仙池“的澡堂子，进门后有圆形的天井，木质结构，两层高。我在二层，住在一个过道，一榻可安。

　　次日早上去“耕堂”，老人高兴地问，你吃早饭了吗？我说刚吃了套煎饼馃子。老人说，你要没吃，我也是想让人给你买套煎饼馃子。“你昨晚住在哪里？”老人又问。我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粉红色的发票，递给老人看：“福仙池。”老人家不解地说：“福仙池不是个澡堂吗？”我点点头，心里想，老人家肯定不知道外面世界的变化：澡堂子兼做旅馆，昼夜不休，是服务行业的便民举措。

　　人生行脚，雪泥鸿爪，鸿飞哪复计东西！我在天津住过许多地方，偏偏是这两次住澡堂子留下了印痕，不能忘记。我知道，随着城市建设和居民生活的巨变，像其他城市一样，我曾住过的澡堂子也可能拆除，代之以高楼大厦。但这两次在天津住澡堂子的经历都让人难忘。

时间：2015-04-22

来源：《天津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