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日乾雇枪手为其子代笔

　　清康熙五十年八月初九（1711年9月21日），辛卯科顺天乡试在北京崇文门内的礼部贡院文场开考。《国朝贡举考略》载，是科三场试题包括：安而后能(二句)、君子无众(三句)、见其礼而(二节)。语出：“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大学》）；“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论语》）；“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孟子》）。《清秘述闻》载，是科解元“查为仁，字心穀，宛平人”。查为仁（名成苏，字心穀，号莲坡）生于1694年12月23日，时年不足17岁。

　　1711年10月31日，都察院左都御史、顺天乡试正考官赵申乔上疏言：“臣今科典试时，取中顺天生员查为仁为第一名举人。今据顺天府府尹屠沂、内场监试阿尔赛等来文，以本生卷面大兴与册内开宛平不符。榜发十日，本生尚未赴顺天府声明籍贯。有无情弊，难以悬定。据实题明，乞敕部查究实情。得旨：该部严察议奏（《清实录》）。”

　　查日乾（生于1667年，原籍顺天宛平，字天行，号惕人、慕园，时名查日昌）为其子查为仁雇枪手代笔黑幕始揭。《国朝贡举年表》载:“顺天一名查为仁，倩代中式，事发被削。”《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载：“是科解元改为卜俊民。”

　　少年稚子托人代笔，“徼幸入彀”，且高中解首。这还了得？康熙帝旨饬直隶巡抚赵弘燮，严行长芦盐运使、天津道，细加察拿查氏父子，并称：“查为仁父子有家产，殷实之人。若挨户稽查，无不就获之理。”

　　1712年5月10日，《奏请批示查拿查为仁父子事折》称：“今据天津道刘棨申称，有查日昌家人于有等供出，南岸同知杜于藩系日昌至亲……而黄村同知马兆辰之亲更挚。查为仁系伊弟马十三同起身南去，与绍兴府贡生王孝先同在绍兴府居住。”这回查氏父子没得跑了。赵弘燮奏，“俟拿获查为仁父子到日”，还要对“不思奉公守法、辄敢徇溺私亲、不预先举首”的官员“质审明确”。

　　赵弘燮后在《奏报查拿逃犯白世荣事宜折》中附称，查拿查氏父子，得到查日昌外甥协助：“臣查伍拾壹年为科场作弊一事，奉旨严拿查日昌父子，因南路捕盗同知马兆辰系查日昌外甥，着落兆辰协拿，随经弋获。”

　　《清实录》载，1713年3月21日，“刑部等衙门会议，顺天乡试中式第一名查为仁之父查日昌，倩人为伊子代笔、贿买书办、传递文章。事发后，又脱逃被获，应斩监候。查为仁中式情弊，虽由伊父主使，而通同作弊，又相随脱逃，希图漏网；其书役龚大业收受贿赂、传递文章；俱应绞监候。代查为仁作文之举人邵坡，应革去举人，杖徒。失察之监察御史常泰、李弘文，应罚俸一年。从之”。

　　《邵二云先生年谱》载，邵坡字兼山、号艮庵，浙江余姚人，1702年壬午科举人，“以辛卯解元查某文，出于坡，牵连除名”。

　  科举功名诱惑难抵，加之贪士图利，以身试法者前仆后继。《清实录》载，“各省监生每于考职之时，或惮于跋涉，或不谙文理，常托在京之亲戚朋友代为应考，而本人安坐原籍，滥窃职衔。此等陋习，相沿已久”。由于“昔时未有照相，无从对验，是否正身，惟廪保知之”（钟毓龙《科场回忆录》），代作代考等“枪替情事”屡禁不绝，牵延难治，害人害己且败坏社会风气。

　　查氏父子系狱多年。查日乾《重筑于斯堂记》载：“父子拘幽，计穷力竭，以为自今难望幸免矣。讵意至己亥（1719）秋及庚子（1720）春，俱得邀恩释放。”而挨了一顿揍并被强制服劳役的邵坡，后于1722年“被召入京。”此案始息。

　　查为仁服刑之初，灰心丧气、痛苦不堪是可以想见的。查为仁后曾在《花影庵集·自序》中表明心迹：“初拘系时，不啻促鳞之游汀泞，铩翮之栖翳荟，奄奄朝夕，自觉李志、曹蜍，去人不远矣。”查为仁虽深陷牢狱之苦，但并未颓废，经海光寺寺僧释元弘等开示、教化，逐渐走出心理阴霾，绝意仕进的同时洗心革面。因天资聪颖，其在狱中潜心读书颇有心得。陶梁《国朝畿辅诗传》称之“绝意华朊，頫首诗窟。”郑方坤《国朝诗人小传》称其“七略四库，恣意佃渔，结撰为工，篇章日富。”查为仁获释后，交游名士，才藻横飞，一洗当年“佥谓其不识一丁字”之辱。刑部尚书张照披览其著《花影庵集》后叹曰：“此我朝唐子畏矣。”唐子畏即唐寅（一字伯虎）。查为仁因羁囚而成慧业文人、一代文士，实乃不幸中之大幸。

　　查为仁卒于1749年。杭世骏《道古堂文集》称：“查莲坡殁，而北无坛玷。”足见康乾年间查为仁在文坛地位之高。杭世骏撰文、陆秩书丹《清例授承德郎议叙六品莲坡查君、原配金安人、继配刘安人墓志铭》中，有对查为仁跌宕一生的高度概括：“一第而斥生不逢，九年励志圜土中。学淹经术罔弗穷，等身述作畴能同。”

   总之，查为仁厥后遭际时会，为后人树立起的是“在哪儿跌倒，就在哪儿爬起来”的典范。

                        查氏父子舞弊有无冤情

　　查日乾、查为仁父子因清康熙辛卯科顺天乡试舞弊而入狱的缘由，已见文献并存三说：

　　一说：《清实录》、蒋良骐《东华录》均载，“倩人代笔、贿买书办、传递文章”；《清史稿》载，“顺天解元查为仁以传递事觉而逸”。

　　二说：张照（1691—1745）撰《花影庵集·序》云：“余未识心穀，而耳熟同年友赵君侯赤之言也。其言曰：‘司农心伤心穀之狱至甚。其狱起于执金吾陶和气。陶和气之为此狱也，为司农革铜商事，铜商金姓、王姓者，欲甘心焉，而为是狱也。’”郑方坤（1693—1751年后）《国朝诗人小传》载，查为仁“举乡试第一，是为康熙之辛卯科。主试事者，武进司农恭毅赵公也。公故以革铜商事，与执金吾陶和气者相水火，欲甘心焉。谓榜首固富人子，且少年名不出里闬，是奇货可居，遂钩致以兴大狱。既锻炼成。而心穀当死罪，长系请室……远近喧传，佥谓其不识一丁字”。赵申乔(1644—1720)，江苏武进人，时任都察院左都御史，1713年升户部尚书（别称司农），谥号“恭毅”。“执金吾”即九门提督别称。陶和气之名也被载为托合齐，其妹即定妃。《清实录》载，1711年顺天乡试之际，托合齐家人周三之子周启也倩人代笔，因之被处绞监侯。托合齐又卷入太子之争，因“结党会饮案”而获罪，并遭康熙帝痛斥，1713年病故。

　　三说：1752年，由杭世骏（1696—1773）撰文、陆秩书丹的《清例授承德郎议叙六品莲坡查君、原配金安人、继配刘安人墓志铭》载，查为仁“辛卯举顺天乡试第一，以习贯误书被斥，系于狱。越九年，乃解”。

　　查氏父子出狱后，在记载中也都认为自己在科场舞弊案中有冤情。查日乾《重筑于斯堂记》称：“更不自揆，又罗文网。父子拘幽，计穷力竭。”且看查为仁在《莲坡诗话》中所载得阎古古与谈汝龙之事：“古古系刑部狱诗自署其门曰：‘闯天下无根祸，坐人间第一牢。’谈半村以事羁西曹，亦有句云：‘大地未能容我辈，此间翻可着闲人。’”其对此二诗如此敏感，显然对自己不幸入狱也透着极大不满。而查为仁《花影庵集·自序》则称自己曾“缀毫肺石之上，染烟牢户之中”。肺石即古时朝廷门外之石，民可击石鸣冤，亦可站石控诉。

　　此后的清人著述，多站在同情查氏父子的角度上行文。王昶《蒲褐山房诗话新编》、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初编》、杨钟羲《雪桥诗话》及《皇朝续文献通考》所载，均称查为仁因“被讦”得罪。《大清畿辅先哲传》中则称查为仁“愤不能自白”。而今人相关著述中，亦多有查氏父子“被诬”、遭“无妄之灾”，成为“权贵相争的牺牲品”等语。

　　约康熙二十年（1681），常名扬（汉军正白旗人，亦载常明扬）升任监察御史。据《安徽布政使常明扬神道碑》载：“京师商贾辐辏、旗民杂处，往往滋事。到任未逾月，即有铜商金姓、王姓者与查商争……并连命案不下数十人。公察其冤，止就首犯治罪，余皆释宥。民颂其德。”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所载《内务府奏王刚明等铜商限期偿还亏欠银两折》称，王刚明（即王纲明）等21名铜商曾“取库银制铜”，自康熙三十九年（1700）始，“逐年累亏，户部宝泉局之铜，损耗钱粮，致误国需……犯法之罪甚大。经户部尚书赵申乔参奏后……未予治罪，且出内库银，代奴才等偿交户部……原亏空者，均完结。”《清实录》载，赵申乔曾面奏，“商人王纲明领库帑，采办铜觔，历年悬欠，请停其承办。”而这两起铜商案并非一案。

　　1711年，赵申乔疏参翰林院编修戴名世，酿成《南山集》文字狱，牵涉面颇广。查氏父子科场案恰值此际，而且，因戴名世案入狱的方复斋父子叔侄八人，“同予羁北寺者两年”（查为仁《莲坡诗话》）。因此，认为查氏父子受文字狱牵连，属情有可原。问题是，对于《清实录》等官方所载，有无确凿证据可予推翻呢？查氏父子均觉冤枉的心理动因，尤应探查。

　　高凌雯《志余随笔》载：“康熙辛卯，查莲坡以乡举第一被劾，获罪在狱。诸诗已自成家，谓之目不识丁，不可也。然谓之毫无弊端，亦不可也。从前科场，每有富人子弟，虽能文而亦倩人枪替。盖能文未必得，枪替可必得也。莲坡或即出此。不然，可请有司面试，奚逃为？且劾者纵挟嫌，亦必有隙可乘也。然莲坡文采风流，虽无蕊榜之荣，已足名世。”这一分析，不失冷静。

                         查氏舞弊案促进清代科场监管

          清康熙辛卯科顺天乡试在京开考期间，盐商查日乾为使长子查为仁尽快出人头地，不惜倩人代笔、贿买书办、传递文章。查日乾处心积虑、打通关节，竟把查为仁鼓捣成第一名（解元）。

　　荣华富贵要是凭真本事争取来多好，可偏偏是被一场精心导演的骗局包装而成的。这无异于把尚未成年的查为仁架在火上烧烤！

　　骗局无善终。查氏父子科场舞弊行径很快露馅儿。昏了头的查日乾不是乖乖投案，而是带着查为仁南逃绍兴府，一错再错，被缉拿归案后，相继蹲大狱八九年。

　　这段史事引人深思：辛辛苦苦赚了大钱的老爸，为不让下一代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颇为焦虑。“富老爸”心态浮躁，不屑于科学发展，而热衷于揠苗助长。“富老爸”一旦心理失衡，还真就刹不住车，遂动用关系网，极尽投机取巧之能事，违法乱纪走钢丝。这是“坑爹”还是“坑儿”？不谙世事的“富二代”缺乏主见，听凭摆布，按老爸如此设计的人生发展规划行事，难逃牢狱之灾。

　　查氏舞弊案被踢爆后，康熙帝高度警觉。他及时出手，整饬考风考纪，维护“国考”严肃性。《清圣祖实录》、《康熙起居注》载，推行覆试制度、规范阅卷程序、防止猜题押题，均为有针对性地匡救弥缝的新举。

　　 1712年4月20日，康熙帝谕大学士等臣：“去年，顺天解元以科场事发脱逃，朕心甚疑。今中式进士内，或有不能作文、令人顶替者，亦未可定。著于二十日（4月25日）齐备试卷，令赴畅春园，朕亲加覆试。”4月22日谕：“迩来，浙江、江南人冒直隶等处北籍,及代人考试者甚多……中式进士等，其中有冒籍、替代等项，俱赴部实首。覆试之日，朕前亦许面奏。倘隐蔽不发，朕一查出，悔之无及。”滥竽者自知“顶冒情亏”，哪敢凑前找鬊？因“覆试不到中式举人二十六名”，朝廷只得“行文各该抚，速行咨送，到日请旨覆试”。《清史稿》载：“顺天解元查为仁以传递事觉而逸。帝疑新进士有代倩中式者，亲覆试畅春园，黜五人。”

　　 1713年值康熙帝“六旬万寿”，“特开万寿乡会科”。2月19日，康熙帝又放出狠话：“乡（试）、会试，皆抡才大典，关系紧要。今见考试官不遴取真才，止图贿赂，夤缘作弊者渐多。此等人，若不加严处、即行正法，断乎不可！正考官系考场统领之员，副考官、同考官等通同作弊。严加觉察，是其专责，而谓不知情，可乎？！”癸巳恩科顺天乡试正考官竟派户部尚书张鹏翮担任，颇不寻常。

　　康熙帝洞悉应试教育情境下的阅卷弊端。1713年5月1日谕：“今以场中阅文一事论之。主试之人衡文取士，必当除去偏见，选拔佳文，若以偏见阅文，则人心不服。上科京闱乡试……所中之卷不佳，且有少年稚子徼幸入彀。即题目应出各种，乃得佳文。今岁京闱乡试所出七题，皆系理致。士子偶有一二语合主司意者，遂获登录。其同考官选文荐阅，又皆揣摩主司之意。场中士子未能各展其长，而实学之人，多被摈不录者。”

　　查氏舞弊案令辛卯科顺天乡试正考官赵申乔备受非议。1715年3月2日，康熙帝为之辩解时，再次反思制度层面，加强顶层设计：“赵申乔所取解元，系倩人代作，畏罪而逃，不但人皆不服，赵申乔亦不能自解。然彼不过观其文章耳，其中情弊，何由得知？于此见，出题乃大有关系。”“科场出题，关系紧要，乡（试）、会（试）经书题目……断不可出熟习常拟之题……表题亦不可出修书、赐书等类。不然，则人皆可以拟题幸进，真才何由而得？”“近来，《五经》中式，殊无实学，不过手敏，多写数千字耳，十七八岁之童子皆能之，甚无益也，可著停止。”“房官亦属要紧。如房官有弊，主考亦无如之何。今将一房之卷，令不同省房官二人同阅。如一人有情弊发觉，二人并坐，则各知畏惧、互相纠察矣。”

　　自诩“生性不嗜杀人”的康熙帝，对层出不穷的科场舞弊案严刑峻法，但铤而走险者仍时有出现。1717年，另一起由老爸操控的舞弊案曝光。浙江乡试武举人陈凤墀“倩人作文，中式有弊”，其父陈文炽通过侍读学士陈恂之子向正考官索泰转付“银一千五百两”。康熙帝对此大为光火，陈凤墀“覆试之卷，文理不通，不如中式原卷”，遂被“褫革严审”。1719年，经刑部等衙门议覆，陈氏父子“俱应拟绞监候，秋后处决”。

　    为给宝贝儿子博取功名，老爸千方百计钻营邪门歪道。这是帮了儿，还是害了儿？即使蒙混过关，可下一代若因之心存侥幸，对规则和诚信失去敬畏感，形成“失信吃香、守信吃亏”的重大误解，难免贻害无穷、下场可悲。瞧瞧这可恨的老爸和可怜的儿吧！

                         查为仁入狱后服刑何处

　　清康熙五十年（1711），查日昌、查为仁因应举顺天乡试时舞弊，后被分别处以斩监候、绞监候。斩监候、绞监候均属重罪，随时有掉脑袋的可能。父子二人均应在刑部监狱中服刑。

　　郑方坤《国朝诗人小传》载：“心穀当死罪，长系请室……乃就白云司葺板屋数间，日读书习静其中。”查为仁《莲坡诗话》载：“余居北寺九年，二三朋好，时时慰问，或投以吟筒，互相唱和。由是，纸墨日多。”查为仁《花影庵集》自序云：“予年十九被逮西曹，越八年，始邀矜释。兹集盖合前后九年之所作也。忆初拘系时……闲为歌诗，以销岁月……两前辈为词场老宿，同絷圜土。于是，风尖月黑、侘傺无聊之际，彼唱此和，积久遂多。而杜鹃老人及二三旧雨，尤多赠答之作……花影庵，西曹所居额名，因以名予集。”高凌雯《志余随笔》载，查为仁“初入囹圄，铁锁郎当，势不能朝对簿而夕把卷也。必待爰书（即司法文书——引者注）既具，长系请室，身暇心闲，乃可与言文事……《花影庵诗集》与人倡和之作，实始于甲午（1714）正月”。

　　“北寺”、“圜土”、“请室”、“囹圄”均为监狱别称，“西曹”、“白云司”为刑部别称。按清初律例规定：“各处监狱，俱分建内外两处。强盗并斩、绞重犯，俱禁内监。”而且，“监狱外垣周堆棘刺，内外监皆隔以垣墙。”查为仁身陷内监，如何“葺板屋数间”？根据清代监狱布局，外监关押军流以下轻犯，女监专门关押女性囚犯。另有现监、病监、内围官监等设置。

　　举人邵坡即查为仁科场案代笔枪手。《邵二云先生年谱》载：“坡以查某事，被系。时，苞亦在狱。相见则大喜。”方苞《狱中杂记》载，1712年，“余在刑部狱……狱中为老监者四，监五室……苟入狱，不问罪之有无，必械手足，置老监，俾困苦不可忍。然后，导以取保，出居于外……中家以上，皆竭资取保；其次，求脱械居监外板屋，费亦数十金；唯极贫无依，则械系不稍宽，为标准以警其余。或同系，情罪重者，反出在外；而轻者、无罪者，罹其毒……凡职官居板屋，今贫者转系老监，而大盗有居板屋者。”

　　据此推断，经查家疏通关节，查为仁得以“别置一所，以羁之”。其所居板屋，初名“昨非斋”，似有不堪回首老监窘况意味。

　　张照《花影庵集·序》云，1735年，“余被逮，羁犴狴，黑风满眼。明年三月，狱未成，而事已雪，乃有戚友敢入视。查君贡木（即查奕楠），世交也，然未谋面，必欲至请室相见。坐定，讶曰：‘此花影庵也!’余曰：‘曷谓？’曰：‘此地即余家心穀羁处也。事定后，一时名流……觞咏于此，故为熟游地。’”梁骥《张照年谱》载，其被羁期间，吟诗挥毫均从容。此板屋至少使用了二十年。

　　 2005年版《中国天津通鉴》、2006年版《海宁查氏家族文化研究》中均载，查为仁“后脱械监外，羁于三河县北石渠村(今属平谷县)稗子沟板屋”。其出处未知。查日乾于乾隆五年（1740）撰《百草山庄记》曰：“平谷之西北二十里为百草沟，三河之所辖也……此为他年息影之地……遂名之曰‘百草山庄’。”难道查为仁所居板屋设于距刑部北监不少于六十公里的京东三河县？

　　刑部公署位于皇城西（今北京西单复兴门一带）。刑部北监（北所）在该署西北，雍正初年添建南监于该署西南。清赵舒翘（1847—1901）著《提牢备考》载，“刑部南北两监，各四屋，北监另置女监一所”，“两所男犯各分四监”，“各监院门一道，女监二道”，“官犯向收北监”，“蒙古寄监人犯，向收南监”。

　　清薛允升（1820—1901）著《读例存疑》载：“乾隆五年二月，刑部议覆御史刘奏，‘查本部南北两监，南监羁禁旗人、北监羁禁民人。其南北两监外围，俱绕更道四周，另有板房数十间，监禁一切官犯。是官贱原有，分别体统，未始不存。’”另据《提牢备考》载：“由提督衙门分拨官十员、兵八十名，看守两监外围，”“刑部南北两监板棚，不许禁卒人等私相租赁。”

　　已知顺治年间，已有如此分监禁囚制度。户部右侍郎周亮工（1612—1672）被劾论绞后，即居板屋。《赖古堂集》载，1659年，“刑部讯未结，公乃结庐白云司”；1660年，“板屋欲雨”。

　　笔者判断：查为仁获散禁之后所居板屋，即设于刑部监狱外围通道旁的板房（也称板棚、灰棚），应属“内围官监”。其诗友曾将板屋入诗，如“积于板屋愁难架，肥了梅花笑莫分”（方复斋）；“蒲团佛笑拈花影，板屋人融冻雪痕”（丁鹤）；“板屋油窗岁事幽，晓寒翦翦袭轻裘”（王霖）。而其诗友“舍华堂而集圜土”、“往西曹伴莲坡度岁”之举，则在查为仁所居此板屋时成就了一段别样氛围中的文坛佳话。

时间：2015-06-30 11:02

来源：《天津日报》